网传中国贫富新标准 年薪3~8万是穷人

“最新中国贫富标准线(年收入)：超级大富豪5000万以上；大富豪1000万~5000万；富豪300万~1000万；高产者30万~100万；中产者15万~30万；低产者8万~15万；穷人3万~8万；很穷的人1万~3万；非常穷的人5000~1万。”

对于具备基本大学教育背景和劳动能力的人群来说，中产是一个不远不近的距离，实现的路径虽然日益艰难但又似乎可以心向往之，这样的心理预期支撑着他们奋斗，自我勉励、对抗生活。

人际消费：虚耗的成本

田秋就职于北京的一家国企，收入不算很高但稳中渐涨，足以保持宽裕的生活。压力来自于那些“富二代”、“官二代”的同事，他们多是其他国企老总的子女，而田秋是仅有的几个来自普通家庭的员工之一。每天晚上还没到下班的时候，办公室里的女同事们就已经开始热闹起来，商量着等会要去哪里吃饭。这是田秋每天最忐忑的时刻，她既希望能够被邀请，也纠结于要为加入这个圈子付出相应的成本。

大部分处在中下阶层的人并不会有为“融入富人”而疲于应付的体验，但是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或多或少都有为人际支付额外成本的压力。中国社会的人际属性决定了个体、家庭为人脉、人情不得不付出与所处层次相对应的“维护费”。

不必要的生活成本正在吞噬中下层人群的财富积累。因为不放心，所以宁可花高价买进口奶粉；怕孩子落后于人，就上各种各样的培训班；为了不out，即便气喘吁吁，也要紧跟消费的导向和潮流，保持对各类电子产品的更新换代。每个人都被社会洪流裹挟前进。

高企房价：拖垮了中产

当然，这还不是他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高企的房价几乎拖垮了每一个中下层甚至中产家庭，货币实际购买力下降、税费增加、水电费等公共服务的价格攀升，外部经济环境和虚耗的成本叠加，使中下层通过财富积累实现上升的可能性变得更小。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天夫曾根据近年的中国城市居民家庭收入与消费调查数据做出了分析。对比不同的社会阶层，家庭节余有如下特征：第一，即使高收入阶层花费更多，他们依然可以有着更多的节余；第二，高收入阶层节余的增长速度快于低收入阶层；第三，如果说各个社会阶层之间消费与支出的差异巨大的话，其节余的差异更令人吃惊。以2005年为例，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拥有了当年所有城市家庭节余的50%以上，而收入最低的40%的家庭仅仅拥有不到10%的当年节余。

努力方向：投资下一代

社会不平等的传递与延续让大多数身处中下阶层的人更加恐慌，他们从一个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极差中窥到了冷酷的现实：那就是，这种延续已经不是可能性的问题，而是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他们不得不做出竭尽全力投资下一代的“理性选择”来抵抗阶层板结的风险。

翟继光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教师，出身于江苏徐州农村。读书改变了他和自己家庭的命运。他知道，女儿不可能复制自己的轨迹，仅仅借助考学这个跳板脱离一穷二白的可能性正在降低，起点的高低在一个人的成长和上升中举足轻重，甚至已经压倒了后天的勤力和奋斗。因此，翟继光努力地培养自己5岁的女儿。

无论经济条件、知识层次高低，每个家庭似乎都围绕着孩子而花钱。中国传统的“望子成龙”式家庭文化固然根深蒂固，但是从社会心理层面来说，他们把对生活现状的不满和上升通道的局限归结为自身的起点太低，因此才要奋力把下一代托向肩头，以期在未来的社会结构再造中获得与“官富二代”们公平竞争的资本。